绪论 从地图中发现历史
佛山市规划城建档案馆和佛山市测绘地理信息研究院此次纂录佛山古今地图集，共收集到明代至今不同时期有关佛山之地图 400 余种，经过筛选研究选录其中具有代表性地图 100 余幅编辑出版。此次佛山旧地图的收集整理工作，一方面希望借助历史地图反映佛山地区数百年来城市发展的沧桑轨迹，让大众读者能透过地图窥探不同历史时期佛山的城乡面貌和政区沿革关系。在此之外，图录选图的另一目的，则不仅仅满足于将地图文献简单堆砌，引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希望站在地图史的角度去重新发现地图背后有关绘图者的故事，探究如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幅幅形式不同的地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什么人在绘制，如何绘制，以及不同形式的地图背后又呼应着怎样的一个大的学术环境和社会背景。何况佛山各地方志地图又多是出自历代著名的学者如叶春及、李明彻、邹伯奇等人之手，更值得我们对这些历史地图进行认真梳理，并且从中可以发现佛山的历史地图并不只是承载佛山一隅的古今变化，而是足以站在中国自明代以来整个地图测绘发展历程脉络给予重视的。
在中国地图史研究中，方志地图总是缺乏深入的整理和全面的重视。以至形成以下叙述：中国传统地图绘制在明代盛极而衰，进入清代除了内府图外其他国人自绘的地图基本乏善可陈，跳不出计里画方的窠臼。学者对康熙《皇舆全览图》藏在内府皆感惋惜，以及对后世各种摹本表示失望。此类研究都有一突出特点，大多着眼于发生在政权顶端的地图测绘历史，而忽略了在各直省州县以及基层社会都有不同的测绘传统。如今我们整理佛山历史地图，能够找到一段从明代至近代的地方发展脉络，并且发现地方上制作的地图无论是族谱内的乡图、坟茔图，还是方志卷首的舆图，总会受到同时代学术风气的左右，或者是受到不同知识系统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面貌，正如自明代以来《顺德县志》流传六个版本，基本代表了不同时代的绘图旨趣。从中可以既可以看到明代罗洪先《广舆图》式计里画地图在州县及以下层级的应用，清初山水形胜图流行的社会背景，也可以了解到西方经纬坐标知识在地方上的传播和应用经过，以及晚清社会转型后地图的绘制者从传统士大夫手中向测绘学堂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
一、四至图与计里画方——明代的方志地图
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非常悠久，大约在晋代已形成较为系统的测绘理论。《晋书·裴秀传》记载道：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像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裴秀提到的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为著名的“制图六法”，这些绘制地图的基本原则虽然寥寥数语，但对后世影响极深，后世绘图者在追溯绘图之法时一般都会追溯至此，或者是根据制图六体参杂已见进行演绎。然而史书记载的裴秀制图六体只有理论而无方法，故在实际测量中如何应用我们已无法得知。不过制图六体的影响在历史上并非无迹可寻。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的《守令图》也介绍了他对于地图绘制的见解：
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径直四至，如空中鸟飞直达，更无山川回屈之差。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牙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
沈括绘图之法，发展了裴秀六体，在六体之外，增加了“牙融”、“傍验”二则。沈括所称“飞鸟图”类似今日所谓鸟瞰图，形象地指在空中俯视大地，然后将所见情形展现在纸张平面之上的绘图形式。图内“四至”的里数使用测量后的直线距离，用一百里折二寸的比例换算，绘入地图当中。获得直线距离的方法，沈括列出准望、牙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地图绘制要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即二十四个方位，并“按二十四至以布州县，立可成图”。
从沈括的绘图之法我们可以获得若干信息，首先是当时一般所谓某地至某地的里数，并非直线距离，而是“循路步之”。其二则是地图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向，即意味着要使用罗盘作为定向工具。再者“按二十四至以布州县”，即将州县境界为分为二十四个固定方位，意味着图中必有个中心作为各方位的起点。此外，沈括按此法所绘之图为“守令图”，即是为地方州县官员掌握辖境地理情况提供参考而绘，与后世方志地图的用意是一致的。
沈括文中取飞鸟之数的七种方法具体细节未得其详，然而将之与后世方志地图互相比对，则能看到方志地图大多沿着守令图的脉络发展，其中绘制地图遵循最基本的原则是分四至八道。明代方志地图大多取一中心点，多数为州县治所，然后再将地图分为四至八到，接着根据不同里数所在方位远近罗列地理信息。
1 明代早期的方志地图
收录在明《永乐大典》中的《广州府南海县之图》，可以说是现存最早关于佛山地区的地图资料。图中的广州城被夸张地放大强调，居于全图之右。原因是南海县的治所设在省城之内，而南海县县境大部分区域处于县治之西，所以为了绘出全境，故把县治安排在地图的偏右位置。地图的边缘则分为八个文字注解框，正上方为“北至本县界地名巴由径一百八十三里”，下为正南，右东而左西；而地图四角则为八到，如“东北到本府番禺县各五里、北到本府清远县治三百里”，余下同理，不赘述。图中标识的地理信息，以省城为中心，向八个方向呈放射状排列的趋势。由此可见该图多有沈括守令图的影子。地图并无尝试勾勒县境的轮廓，只是简单在边缘标明了四至八到，缩放的比例也没交待，故无法根据地图计算各地标之间的鸟飞直距。
图 1 广州府南海县之图
我们如今无法得知沈括计算鸟飞直距的七种方法，似乎明代当时亦难以办到。方志地图一般会在地图之后附录详细文字开列各地道里距离，以弥补地图承载地理信息的不足。所谓的道路里程，大多只是循路步数，而非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故明代方志地图常因粗略、精度不高而时为后人诟病。
图 2 嘉庆三水县志 通县总图
图 3 顺治南海九江乡志
这种不完整的守令图一直在方志中占据主流。直到清代中期，广东地方志从省到县，仍是按一中心点向四周辐射的绘图方式为主要。县境的轮廓往往被忽略，单一讲究自某一中心为起点的四至分布，所以我们见到的方志地图大多将作为中心点的城池抽象成圆形，如罗盘之状。
明代至清初的方志地图以如此的形式出现，一方面是受到绘图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来看则是舆图表达县境的地理信息在当时看来要求并不高，也未经过实地测量。许多地图不仅以治所为地图的中心，而且还要进行放大给予特别重视，城内的信息往往比城外更为丰富。地方志一般只具备县境图及县城图，其他都堡乡里的信息则一概从略，一方面说明治所比起县境其余地方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些地方在绘制过程中缺乏实测依据。四至八到的里数以治所为起点，大约可以推测出是为了给地方官员从治所前往县境各地处理政事提供参考。除此之外，县境内的山川、古迹、村落、庙坛俱不能在地图中体现，而是分在方志其他章节用文字详细记录。可以说，地图很多时候只作为一种象征出现在地方志当中。
2 万历《顺德县志·图经》与计里画方
明代万历年间，顺德县重修方志时绘制了四十余幅顺德地图，采用了嘉靖年间著名学者罗洪先所绘《广舆图》的“计里画方”形式绘制，一反当时地方志因仍粗简之风，提高了精确度，也将地图视野延伸至县以下的都堡层级。当时主持绘制的，是归善著名学者叶春及，明代中国地图绘制史上，叶氏是罗洪先之外必然要提到的人物。
叶春及，字化甫，号石洞，归善人，少倜傥不群。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举，三试会试不第。曾任福清县教谕、惠安县知县，有《石洞集》《惠安政书》等著作行世。《惠安政书》是叶春及在惠安任上所编，成书于万历元年（1573），书中共有舆图 29 幅，效仿罗洪先《广舆图》使用了“计里画方”绘制方式，大大提高了地方舆图的精度。
叶春及去任后，挂冠归乡。万历十二年（1584），叶春及受邀编纂《顺德县志》，将在《惠安政书》的制图方法运用在了顺德志舆图之上。他在序言中称：“余尝仿罗太史图惠安，今以施于顺德志，则地理、建制、赋役、祠祀、官师、流寓、人物、选举、杂志，凡九篇。”
图 4 康熙十三年顺德县志 顺德县总图
志书修成于万历十三年（1585），可惜如今所见的版本已无地图传世。据叶春及序言称：“夺邑中士大夫权是惧，故居其半，亦杀青矣。……吴西公遂重锓梓，而图别行。”可知当时因怕得罪邑士绅的缘故，《图经》于是别行出版，这也是如今在万历《顺德县志》看不到《图经》的缘故。
然而叶春及主持绘制的《图经》并未散佚，康熙年间重修的《顺德县志》完整地沿用了叶志的地图。如今我们可以凭此观看到叶志《图经》的面貌。《图经》与当时方志地图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图均打上方格，标注有“每方十里”“每方一里”给读者参考。绘图舍弃了取某一定点为中心的传统绘图方式，能将县境大致轮廓勾勒出来，而且除了《顺德县总图》《县城图》外，还附有四十幅都堡图，按“每方二里”比例绘制，将地图精度精确到县境以下都堡一级。
图 5 康熙十三年顺德县志 大良图
《图经》的卷首有一篇曾仕鉴撰写的序言，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地图绘制的具体细节:
近罗文恭因朱思本法《广舆图》，缀以田赋、刍藁、障塞、士马之书，经制备矣。其画方巧，人不能过也。叶子放于惠安，三年而书始成，邑人归缜密焉。其土田分在都在版，亦前人所未有也。兹为邑作志曰其为土若干，志若干。不侫与同舍生叶永和、马中奇职画方之事。会弓田告竣，叶子乃令胥人总其都里田亩多寡，与隆庆、万历之籍而赢缩较度之。六阅月，亦井井矣。叶子毕志，病而归。不侫图事复终，原山川、览谣俗，阨塞强弱之略，颇著文焉。万历户口田赋具登，瑶役贡赋之所起也，隆庆不登户口，无事之矣。诸则犹登，改革之际，久而将亡，其初存之以备考也。版之田，都之田，常异辟，之星都其经，版其纬也，存弓田，执经以待纬也。屯田虽丽，军卫之犹在邦域之中也。曾仕鉴人倩父。
文中可见，万历年间，叶春及修纂顺德志时，效仿了罗洪先《广舆图》的计里画方形式，并运用了在惠安任上的实测经验来为顺德志绘图。具体绘图者为曾仕鉴、叶永和、马中奇，此外还提及“会弓田告竣，叶子乃令署人总其都里田亩多寡，与隆庆、万历之籍而赢缩较度之”，说明绘图时曾大量参考了有效的地方田亩数据。所谓“弓田告竣”，是指万历八年至九年年间张居正主政下进行的全国田土清丈，这使当时绘制地图拥有了丰富的实测依据。在此基础之上，再“与隆庆、万历之籍而赢缩较度之”，可知当时绘图还利用了较为新近的户籍黄册资料。考对志书内的分堡图，每幅堡图后都有注明堡内图甲所在，很可能就是当时引用户籍档案的痕迹。
顺德《图经》并未透露更多绘图的具体方法，但从《惠安政书》及万历《永安县志》的一些文字细节能略知端倪，《惠安政书》：
余至县，首命父老图地里。画方之法仿罗太史。父老图上，多不合。适闽中郭建初将游塞上，过余，视之图，为斥臧否而去。余乃参考郡邑之志，信如建初言者，命史持指南，三四反，阅岁而图始成。初，余考订山川沿革异同之辨，颇有记。建初归，见在箧中，谓诸志言，人人殊矣，不著其文，孰知今之不谬。余病闭阁，乃次第之俾览者考信焉。
万历《永安县志》：
永安初县，山尤厜义，命虞道工，乘樏以图。图凡四，都三而总一，参伍错综，博访故老，三四易而始就。
叶春及在惠安本是命地方父老模仿《广舆图》形式绘图，结果却不如人意。其后得到郭建初的指教，于是派人“持指南，三四反”，其后又“病闭阁”而“次第之俾览者考信”。其绘永安县地图则是派人乘骡出动，绘记山形，又“博访故老”。两次制作地图皆是经过实地测量，对于地名沿革则亦一丝不苟，广泛征询地方意见，以补充地图信息的不足。顺德县的《图经》分堡图的每幅地图之前，都有关于该地山川风赛扼塞详细的考证和评语，很可能是叶春及等地图绘制者根据当时察访笔记撰写而成。
图 6 永安县志
顺德县志的《图经》运用“计里画方”绘图法，参考实测数据，在当时广东方志中尚属首例。其中《分堡图》甚至被后世重修志书者一再使用，直到咸丰《顺德县志》仍见其影响。而继顺德志后，叶春及旋于万历十四年（1586）参与了《永安县志》的修撰，同样运用了开方绘图法。不过所制舆图只有四幅，远无顺德《图经》那么丰富。其后不久，惠州府知府顾言亦采用同样形式为《惠州府志》绘制舆图，其中永安县直接采用了叶氏绘制的成图，最后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刊刻出版。
晚明叶春及对提供地图精度的实践，可置于明代晚期朝廷尝试赋役改革的背景之下进行思考。明初赋役制度以里甲正役为主，以户为单位，按丁粮多寡征派差徭，即将人和土地结合的方式征收赋税，对田土实际情况一向不甚关心。随着明代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频繁，逃避赋役情况日趋严重，在全国人口增加的情况之下，朝廷掌握的实际在籍人口却不增反减，导致赋税收入减少。明中期以来，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员都尝试改革赋役制度，其趋势便是放弃控制人丁，而转化以田地为主要的征派对象。无论是编造户籍还是户籍内容亦逐渐重视土地的税粮登记和核查。明代嘉靖朝开始酝酿的“一条鞭法”，即是希望将丁役负担摊入田赋，与其他徭役合并征收。据刘志伟研究，明代广东大约在万历五年（1577）至七年（1579）之间推行一条鞭法。这与万历年间全国土地清丈行为互为表里。所以万历年间《顺德县志》《永安县志》《惠州府志》地图的精度一方面得益于当年土地清丈的实测数据，另一方面也反映地方官员企图掌握田亩数据的努力和尝试，以便在新的政策之下为征收赋税服务。
二、山水形胜——清代初年的方志地图
明清鼎革，广东经历了一段动荡的时期，直到康熙年间解除禁海令后，社会经济才逐渐恢复。晚明叶春及的开方绘图法在万历年间已影响了不少方志舆图的绘制，但开创的局面并未在清初得以延续。
清代初年广东的方志编纂，舆图的位置并不显要。地图不是悉沿旧章，就是精度欠奉。然而与过往不同的是，此时绘制地图更注重融入山水画法加以修饰，使得山水形胜图、八景图十分流行，这些地图增加了视觉的美感，却不太讲究地理信息的提供。
1 山水形胜图
山水形胜图的流行与康熙前期编修《一统志》，下旨采辑天下舆图的政令有关。康熙二十二年（1673），朝廷示谕“兵部转行各省督抚将各省地方山河城池远近详加丈量，细绘图式进呈预览”，时任两广总督吴兴祚接旨后委派监司、郡丞各二员分巡广东、广西，“郡邑各挟绘事能手，日图所见，务期精确以副上旨”，经过五个月全省动员绘图，制成《广东舆图》十二卷上呈，受到皇帝嘉奖。《广东舆图》虽然成绩斐然，但并无继承前明叶春及计里画方之法进行实测，故所绘舆图并无比例可言，如《广州府总图》只是形象将各州县城池大概位置罗列，然后加以山水及立体画法进行修饰，使地图颇具美观。各州县至府治广州城的道路里程，则用文字详细在图后罗列。
山水形胜图很快成为各地修志时绘制舆图的模仿对象。清初至乾隆朝，《顺德县志》经过三次重修，过程中舆图的变化颇能看到明清对待地图的不同侧重。顺德志首次重修在康熙十三年（1674），卷首《图经》二卷基本沿袭了明代叶春及主持绘制的地图。康熙廿六年（1687）第二次重修，卷首《图经》增加了一幅《通县山川形胜总图》，一幅《县治图》、一幅《学宫图》。此《山川形胜总图》运用了典型的山水画法，与万历《顺德县总图》无任何承袭关系，图中注明“照原呈御览图刊”，即是说明此图按康熙廿四年（1685）《广东舆图》卷一《顺德县图》绘制。城池被夸张放大，四周群山罗布，相比万历《顺德县总图》，除了美观，已无精度可言。乾隆十五年（1750）顺德志再度重修，卷首《图经》全部沿袭了康熙廿六年（1687）的地图。有趣的是，万历旧图中用于计里画方的网格被全部取消，似乎已视之为无用之物。
图 7 康熙廿六年顺德县志通县山水形胜总图
这种现象在《永安县志》《惠州府志》同样出现。康熙廿六年（1687）重修的《永安县志》，旧图网格删去，新增的三十七约图虽有方格，但大部分为山水画法的嶙峋山势所遮挡。康熙廿七年（1688）重修《惠州府志》，卷一增加的府图、县图，则是依据《广东舆图》绘制，其后所附万历旧图，也删去网格。由此可见，晚明注重实测的开方绘图法，在清初已经逐渐被人遗忘殆尽。再以《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收录最全的历代方志来进行统计发现，道光以前广东方志除了乾隆年间《普宁县志》《兴宁县志》使用了计里画方之外，几乎没再使用开方绘图法。
2 八景图
受到山水形胜图影响，晚明的计里画方地图已被清人忘记。而随后，另一种“八景图”开始于乾隆年间流行于方志地图之中。八景图在乾隆朝甚为流行，不仅仅只在广东，全国方志都极易觅见。
虽然八景图大多是意象化的山水风景，旨在展示地方最值得称道的风光名胜，但因不少方志也将此类图归入舆图类别，故在此也将之视为一种特殊的地图予以讨论。
广东将地方名胜绘图收入方志的做法最早见于明代万历年间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中的《罗浮山图经》，清初康熙至雍正广东两度重修省志，亦将广东著名的名山大川风景收入舆图。康熙三十六年（1697）出版的《广东通志》，所绘制的地图十分粗率，卷一地图收录《疆域图》十三幅，皆以四至图方式呈现，线条拙劣，远不及前代所绘。《疆域图》后收录了广东著名的风景名胜，为之绘图，录有《白云山图》《罗浮山图》《西樵山图》《七星岩图》。其中《罗浮山图》便是据万历《罗浮山图经》绘制。这些形胜图大多以山水画法绘制，并非实测所得。雍正《广东通志》重修再版，只留下了《罗浮山图》，删去其余，此外增加了《海防图》《梅岭图》《澳门图》《虎门图》。其特点是板片制作精美异常，如《海防图》因仍明代《筹海图编》绘制，而重绘之后，山石饰以褶皱皴法，水波纹则纤如毫发，精致美观；《罗浮山图》依旧沿袭万历《广东通志》》，不过添加了山水烟树，成图优美，俨然一幅画卷。但两次省志的重修都还未有提及“八景”一类的称呼。
八景的分类据说源自宋代的潇湘八景，历代文人皆效仿其事，分出诸如“西湖十景”“燕京八景”等。明永乐间，京师名士更有唱和燕山八景之作，此后“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亩之园，以及琳宫梵宇，靡不有八景诗矣”。然而方志八景之图，又在八景诗之后。
图 8 雍正广东通志 海防图
清代八景图诗在乾隆朝开始风行，与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御定燕山八景并各赋诗一首有关。御制诗后收录在著名的考述京城名胜古迹的《日下旧闻考》一书，此书根据康熙年间朱彝尊《日下旧闻》增补而成，书内卷八收录了历代有关燕山八景的吟咏。此外，清代名臣张廷玉儿子张若澄更绘有《燕山八景图》，得到乾隆皇帝亲自题诗。自皇帝御定八景、先后题诗，引来天下纷纷效仿，由此各省方志亦开始出现八景图。
乾隆、嘉庆年间，顺德人仇巨川著成出版的《羊城古钞》便在卷首舆图考订出历代“羊城八景”，并在其后刊载了《八景图》，包括粤秀连峰、琶洲砥柱、五仙霞洞、孤兀禺山、镇海层楼、浮丘丹井、西樵云瀑、东海鱼珠。《八景图》以意象化的山水形式展现景观，其绘制之精美，堪与雍正《广东通志》的舆图媲美。紧接着八景图后，录有《西樵山图说》亦同样用山水之法绘出西樵诸峰以及附近古迹村落。同此形式的志书还见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初刻，道光十三年（1833）刊补的《西樵游览记》。
图 9 羊城古钞 羊城八景
图 10 西樵游览记 西樵全图
直到道光年间，八景图及山水画法的地图仍旧流行。道光五年（1825）的《高明县志》即相较旧志增加了《八景图》。道光十一年（1831）的《佛山忠义乡志》亦增加了《佛山八景全图》。
道光之后，随着地图精度又被重新强调，八景图等一类名胜图逐渐被视之为文人点缀，无关政要，甚者斥为“陋习”，大多遭到删除。
图 11 高明县志
图 12 佛山忠义乡志 卷首 八景图
3 乡族谱图
除了地方志，清代以来民间修撰的族谱也开始注重地图的运用。一些大姓的族谱往往附有乡图、墓图、祠图以供子孙参考，方便他们祭祀先祖，了解本族所掌握的山地情况。传统方志利用罗盘分廿四向，然后根据方位，按道里路程远近安排地理信息的绘图方式，因方法简便，所以也在民间广泛使用。如今我们可以从乡村族姓编纂谱牒找到当时人们绘制和使用地图的痕迹，同样地，这些地图也难能可贵地保留了许多文字无法替代的地理信息。然而族谱中的地图不只是简单地提供道路里程，往往会掺杂了许多风水堪舆术语和见解，无论乡图还是墓图普遍侧重于山脉水势走向，因为这些内容被认为是有关宗族兴衰所在。族谱内的地图也大多呈圆形之状，可见也是利用罗盘分坐向绘制。
雍正年间出版的《老氏家谱》。该图记录了当时南海沙头老氏宗族所居村落的附近情况，图前附有《纪村图形胜》，用了大量堪舆术语描述图中信息，写到：
吾乡发秀，起自樵西，其来龙係属天皇，水随旋绕，下关有两龙为之拥护，前有大同、蚬冈圆秀为禄马，外重有大雁山尖峰为文笔，左右有古劳、九江、甘竹众山为朝拱。原祖居癸丁子午向。新迁田屋甲庚寅申向，俱坐禄带禄。凡我子若孙，当发愤有为，翩翩鹊起，庶无忘祖宗缔造之艰，则在天之灵，亦可以少慰矣。
图中可见当时村落分布及庙坛、墟市、津梁所在位置，信息量十分丰富，使我们能从中看到清代早期老氏定居村落分布格局，十分难得。
图13 老氏家谱 乡图
整体而言，舆图呈圆形，山川房屋会依据不同方向倾斜，使观图者看到一片东倒西歪的图像。实际上，地图绘制的视角并不是方便观图者阅读的单一视角，而是从绘图者的视角绘制的。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想象，绘图者很可能是一位地师，他手执罗盘，以某一点为中心，向村庄以及远景进行全局式的观望。我们也可以想像自己同处于地图中心，朝西边遥望，西边的房屋则恰好是与我们迎面相对，就不会出现东倒西歪的情形了。
图 14 老氏家谱 墓图
墓图在历代的各姓族谱中更是大量出现。尽管各谱绘图形式不一，但所依据的方式都大抵相同。墓图大多以坟茔为中心，绘制重点是身旁的“来龙去脉”，所谓“来龙”，在堪舆中一般指代山形地势。当时人相信山脉水势走向关乎祖先百年安寝，而一块风水宝地，又能福荫子孙，故选择阴宅一事对于一个宗族来说往往极为重要。不少族谱都会提到延请“地师”前往各处山头相地，而买断一块阴宅往往连带附近坟山，一整块坟山连墓葬都有具体的命名称呼。《水藤邓永锡堂族谱》中《越南公墓图记》即如此描述该墓情况：
越南公墓，土名乌猿饮涧，来龙长远，姑不细述。将近结穴处，数十峰峦，一路护送而来，特起一巨石，方圆数十丈，后高前低，形如乌猿俯身，左右两山夹峙，穴前一水横过，只有数尺之土，可以纳棺，餘外四围俱石，重重案山特朝，的系干龙天结。广东十六邓，至今人丁大旺者，皆此山发祥所自来也。
图 15 水藤邓永锡堂族谱 越南公墓图记
墓图一般呈圆形之状，图后附有文字，记录坟山位置、名称、坟茔坐向等等信息，可以想见，此类地图大多由地师或懂得堪舆技术之人依据罗盘测绘而后绘制成图。
族谱地图比起方志地图更具有实用功能。老氏族谱记载到乡图、墓图的绘制能方便子孙在翻阅谱牒之时便能瞻仰祖先藏躯之地，从而激发起孝思之情。如《南海丹桂方谱·先茔图列》卷首写道：
谱牒以世纪支派为先，而祖茔尤为发祥根本，祖宗体魄藏焉。吾族自宗元公宦粤开创岭东子孙，星居各土，因荐罹板荡，先世坟茔间有湮没无稽念之能不怆然，爰照莆谱例，将各祖兆域图其山水形势列于谱首，俾子孙岁时瞻对，春露秋霜而思祖宗之在草木，使人知其身之所从出，而孝思之念生焉。即世代推移，陵谷迁变，按图知向，而石麟马鬣，不致沦于荒烟蔓草间矣。
此外，墓图也是对各族姓产业的记录，如上所述，买断一块风水宝地除了藏棺之地，还包括附近坟山之地才算完整。由于坟茔处于僻远之地，一有疏忽，便容易遭到鸠占，作种植晒谷之用，甚者风水宝地极易为他姓偷葬，从而截断了阴宅的龙脉，所以墓地在买断之后，所有者会在山界立有界石、界墙，凿写某氏界石以为示谕。与此相配合，将墓地情形绘制成图，作为档案收入族谱，以作为日后的证据。最后是为子孙祭祀提供方便，不少族谱的墓图会在旁加注谒祭往返的路程。
未完待续
来源：《经纬乡邦——佛山历史地图选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19年，原文章名《佛山古地图中的中国测绘观念史》
作者：吕子远
选稿：戴方晨
编辑：杨肖翠
校对：何涵
审订：华丽
●近代国内地名研究综述
●清末五种舆图与“清史地图集”陕西图之编绘
●试谈中国地名的示位性
●地图史兴起背景下方志地图研究概况及其发展
●嘉庆二十五年河南村镇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